人口不足或人口過剩，都會將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

  一個國家應該有理想的人口度和適度的人口規模，這種人口規模和人口度是與本國土地和自然資源的稟賦、知識技應用水平、工農業的生產能力、民眾養能力都相適應的，是屬於一個態變化的範疇。

  既然是一個態變化的範疇，就自然需要一個適合的國家制度，去進行調節和干預的。

  一個死板的政策，不就是祖宗之法，顯然不是什麼好事。

  而在此之下，國家制度的優劣，律法的差異，就現出來了。

  在大漢三四百年間，皇帝大臣難道不知道政令賦稅律法等等有問題麼？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還沒到鬧騰的地步，因此就沒有必要去修正律法麼，實在不行拉三公出來道個歉，說一聲西挖開啊立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麼？

  確實，只要底層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時候，是絕對不會冒著生命的危險去發農民起義的。所以統治階級的相對反應遲緩，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沒到最後一步，統治階級多半還覺得可以繼續讓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華夏整的社會發展的本是由華夏廣大的民眾所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決定的。所謂的『時勢造英雄』，其中的時勢，就是民意，而民意來源於就是最底層民眾最為的那些事，那些需求。

  也就是說，最底層的百姓的生存狀況，才是最終決定了整個社會是否穩定。當基層百姓生存困難的時候，整個國家自然就是不平穩的，不安定的，這就是為什麼後世資本主義國家一旦出現了什麼問題，便是立刻給底層民眾發放福利券，以及類似相關舉措的原因。

  這是人類在社會下掩藏的自然。

  畢竟華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將人口相對簡單的分為基層階層和統治階層。

  當人口數量增長到來自於環境抑制的時候，最先也是抑制最厲害的是基層階層，而統治階層由於擁有富的生產生活資料，往往是不多影響的。這就使得tong zhi階層的人數比例在總人口數中驟然上升，而統治階級為了維持至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會想方設法的增加稅收，而基層階層的稅負擔就會增大。

  華夏既然從春秋就開始高喊以人為本，仁義道德，那麼此時此刻，何嘗不是將這些喊了許久的『正義』落到實的一個機會？

  即便是斐潛心中清楚，這種『正義』的保質期不能確定，但也終究是好過沒有。

  在經過了種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無意的詢問和烘托，斐潛也就將最後的結論說出……

  『夫四民之業，乃國之基石。士以篤學立，農以耕稼養命，工以技藝，商以通貨致富。四者各司其職，相生相養，共濟大漢之繁榮。』

  『士者，國之棟也。讀書明理，修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應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於學，以備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農者，國之本也。食為人天，農為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農人勤于田疇，使倉廩實而民心安，國運自可長久。』

  『工者，國之巧也。匠心獨運，技藝湛。鍛鐵為兵，築土為城，造舟車以利通。工者之技，不僅為民生之便，亦為國家筋骨之強是也。』

  『商者，國之脈也。賈以誠信，販以公道。商旅往來，貨流通，財富匯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各得其所，亦使國家富足，脈通流。』

  『四民之業，各有所長，各有所專。時代變遷，換星移，四民亦當隨時而變，應勢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職責不同，非有上下之別，亦無高低貴賤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職利民，以能興邦，故為者，采四民之所長，通四民之所職，以四民之所制，養四民之所生，以興邦國，以福黎民。』

  眾人神態各異，有欣者，讚嘆者，也有疑慮者，遲疑者，同樣的也有低著頭，似乎不願意讓人看見其表者。

  斐潛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道：

  『昔者，堯舜禹湯之世，道德昭顯，仁政流行。為政之人，以道立，以德治國，堅守本心，不為世俗所搖。是以四海之，風調雨順，萬民安居樂業，和氣融融。』 (5,0);

  『是故，執政當守山。山者，善之所在，天理之柢。持此心者，可以正己，可以化人，可以安社稷，可以寧百姓。』

  『執政當通衢。衢者，天下之往來，八荒之所向。持此意者，心之所至，大漢為疆，天塹化通途，險峻若平川！』

  『執政當有道。道者，不為利慾，不為權勢，持此道者，無我無私，公平正直，承前而啟後，鑄千秋功業！』

  『然則，守山通衢有道，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需諸君共勉，同心協力，始能臻此天下泰和之境。如是，州郡太平，百姓安樂，四海一家，共大漢之福！』

  『今有賊，失其山，斷其衢，其道！驅百姓如豚犬，陷社稷如兒戲！無統四民之制，外無戎胡之法！唯知貪奪民賦，苦征民役，盤踞高位，以害國邦！此乃大漢之禍端！』

  『一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勛名，爭之頃刻！須知順逆有大，千秋可定名！當此討賊革逆，除惡政，興漢制，定國邦，靖四海八荒！』

  『布告海，咸使聞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