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敘州的鄧名接到了院會的提案，其中並沒有什麼的要求，只是表明了院會的態度，要求帝國政府和軍隊爲漢人的知識份子記錄歷史的自由做出更多的努力。

“我們戰爭之中，”鄧名並沒有立刻把手下來宣讀文件，而是看著那份提案自言自語：“如果不是在這個瘋狂的時代，文字獄的對錯即使是一箇中學生都應該知道對錯，都會不假思索地選擇站在漢族知識份子一邊吧，哪怕這個中學生的戶口本上寫的是滿族。而戰爭扭曲了人的是非觀，讓人覺得這些人的家產似乎更重要，其實也扭曲了我的，如果放在我剛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我是不會如此態度曖昧，在這個問題上猶猶豫豫，而是會旗幟鮮明，用我全部的力量去與漢文明的敵人作戰。”

鄧名召集了敘州周圍的軍，向他們宣佈了參議院和帝國議會的提案：“院會命令，我們應該做的比現在更多。”

“比現在更多？”不人都疑地問道：“這是什麼意思？要我們做什麼？”

“院會還不不會下命令，”鄧名覺得也是不敢下命令給自己，所以纔給了這麼一個幾乎沒有約束力的提案：“就我的理解，因爲我們反對清廷因言罪人，所以正在進行的活，比如向被迫害的士人提供軍火和其他軍事幫助，這些活都要保留；而我們還需要提供更多的幫助，以完院會的命令，比如協助被迫害的讀書人逃離清廷控制區，在以後同清廷的戰後，主替他們向清廷索取賠償，等等。”

據之前鄧名下達的命令，明軍是不干涉清廷地方的司法權的，比如攻破九江後，鄧名就不釋放牢獄中的犯人——而據一般爭霸天下的原則，這些犯人都會被編明軍的軍隊。路過清軍控制區的時候，明軍也不會阻止清軍的衙役捉拿殺人、搶劫的大盜，如果山大王卻有綁票、搶親的劣跡，明軍也不會承認他們是與自己並肩作戰的友軍，而是聽任清軍圍剿。

這種政策是鄧名和湖廣、兩江總督的默契，多年來一直如此，因爲鄧名認爲不能因爲王朝爭霸而去破壞這種保證地方百姓生命安全的秩序。在山東和浙江，扶清滅明軍和靖難軍依舊遵循傳統的爭霸路子，雖然有大量縉紳參與，但對土匪和罪犯也要比川軍寬容的多——鄧名甚至下過命令，如果有土匪趁著明軍過境的機會試圖攻擊湖廣和兩江的城鎮，那明軍應該支援城鎮的守衛者。以前多次出現過土寇看到明軍過路，清軍退到府縣防守就出來大肆綁票、勒索，那時鄧名就會下令明軍抓捕，然後遞給清廷的府縣去審問——比如朱國治在鄧名下江南時丟了安慶周圍的綠營，其後很長一段時間就是明軍肩負起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逮捕了大批山賊頭目移給蔣國柱派來的員。

以前鄧名只干涉清廷對同明軍的士人的鎮，比如每次鄧名下江南跑來要求起事的士人，鄧名就明確要求價兩江總督衙門必須要保證他們的安全，如果位於明軍保護名單上的人犯下命案被追究的話，明軍也會要求兩江總督衙門提供確鑿的證據。

不過今天鄧名修改了這種政策：“如果江南或是其他什麼省的清廷員試圖因言罪人，即使這個罪犯不支持我們，我們也不能坐視，應該幫助他和他的家人進我軍控制區。”鄧名斟酌了一下：“不過院會並沒有明確要求我們爲此和蔣國柱開戰，所以還是不要武力威脅了，江南大對帝國不一定有利，暫時我們也控制不了江南，所以我軍依舊不介。”

……

七月中旬，南京，兩江總督衙門。

江南的證券易不久前在揚州大張旗鼓地開張了，南京這座城市是萬衆矚目的焦點，蔣國柱沒幹把證券易所開在這裡而是挪到了運河口的位置，那裡也不是林啓龍或是周培公的衙門所在地。

北方的百姓或許還矇在鼓裡，但東南的縉紳和胥吏很快就紛紛得知朝廷已經默許了漕運改革，而四川的銀行也開始努力推銷發行他們的漕運債券來分攤風險、籌集資金。將來如果運作順利的話，四川的銀行還有在武昌、九江、揚州和杭州幾大易所裡出售更多債券和票的打算。

“朝廷已經下令給浙江，讓趙國祚立刻給明史案結案。”一個幕僚向蔣國柱報告道，這次朝廷徹底推翻了之前的結論，皇上和太皇太后下達了聖旨、懿旨，宣佈大清尊重中國和儒家傳統，對之前歷朝因言罪人的行爲深惡痛疾；這次明史案的發也是朝廷到了小人的矇蔽（比如吳之榮），誤以爲這是一樁謀反串聯。

現在既然查明這只是莊允城在書寫歷史，而不是進行謀逆串聯，那朝廷自然收回命，至於書中那些有爭議的用詞和稱呼，以及年號不奉本朝正朔的問題，太皇太后表示這本就是一笑置之——清廷氣量宏大，本沒把這種小事放在心上。

雖然莊允城等人在遇到冤屈時手段過激，沒有向聖明的天子和朝廷解釋而是武力反抗，但考慮到朝廷有錯在前，太皇太后也代年的皇上表示：“天下有罪，罪在朕躬”，莊允城的罪行一律赦免。

雖然朝廷爲了面子沒有明說，但蔣國柱聽說還有一個招安問題——雖然北京赦免了莊允城，但對方肯不肯接赦免，是不是會老實地出府縣還是問題。在四川人的斡旋下，趙國祚同意暫停湖州、嘉興兩府的科舉，讓莊允城和他的同盟把持這兩府的職，等到什麼時候莊允城等人覺得放心了，同意出被他們竊取的府縣衙門了，那湖州和嘉興的科舉纔可以回覆，這兩府的士人也才能出去做；除此以外，莊允城他們還要保證繳納應付的朝廷正稅，取消靖難軍的稱號改編爲綠營，杭州給靖難軍十個營四千兵馬的編制，莊允城集團可以從應繳納的稅款中截留相符的軍餉，將來恢復科舉後這些軍隊也可以被保留爲兩府的兵。

“這是四川領事的公函。”幕僚又拿出另外一份文書來，這是四川派駐南京的辦事送來的，上面明確表示四川不會參與到清廷策劃的文字獄中，而且還會努力幫助被陷害的人逃離。

“只是逃離江南嗎？”蔣國柱問了一聲，臉上神不變，文字獄這件事幾起幾落，一開始讓蔣國柱也顯得很擔心，暫停過進度。但現在兩江總督重現變得寵辱不驚起來，又開始羅織罪名，顯然是準備大幹一場。

“是的。”

“唔。”蔣國柱點點頭，甚至沒有把四川領事的公文仔仔細細地看上幾遍。

“朝廷的意思很明顯，就是明史案是因言罪人了，但其他的是不是還不好說，而明史案之所以變因言罪人了，也是因爲莊允城勢大難制了。現在朝廷要集中力量對付鄧名，對東南也有所提防，朝廷雖然不想丟面子，但也絕不會投鉅額的人力力在東南。”蔣國柱在心裡琢磨著眼前的局勢，反正只要浙江能夠把漕運給北京送到，北京暫時機會繼續對浙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漕運那局面就沒有繼續惡化，對付鄧名到都需要用錢，北京肯定也是能省則省，只要滅了鄧名或是完議和，那在集中力量收拾浙江的麻煩（或只是莊允城、或是還需要加上杭州）恢復朝廷威信也不是遲。

而江南這邊的哭廟案和奏銷案，北京可還沒有定是不是因言罪人，蔣國柱已經徹底想明白了，只要這兩案的涉案人沒本事鬧得和於七、莊允城那麼大，那這就不是因言罪人而是罪有應得。而是不能能夠鬧得和莊允城、於七那麼大，明顯問題的關鍵還是在……

“不是鄧名。”蔣國柱想也不想地否認了幕僚的猜測：“趙國祚就是這裡搞錯了，他以爲最關鍵的人是鄧提督，所以一直想收買鄧名就夠了；而本一開始犯的錯完全一樣，幸好趙國祚的前車之鑑，讓本沒有一錯到底。”

“真正的麻煩還是這些縉紳本人，如果他們肯團結起來對抗本，鄧提督怎麼都會賣給他們軍火，又能賺錢，又能牽制本，還能削弱朝廷的威信，他何樂而不爲？給他銀子有什麼用？他賣大炮、步槍不是一樣有銀子嘛。”蔣國柱掃視了幕僚們一眼，對他們說出了自己苦思所得：“但如果這些縉紳不團結起來抵抗，那鄧提督也不會派兵替他們出頭。”蔣國柱發現，在這個問題上都和北京的態度實際是完全一樣：如果縉紳鬧大北京就招安，都就支援；如果縉紳束手就擒的話，北京就要江南將其定罪，部分抄查的家產上繳朝廷，而都回來推銷債券。

“所以奏銷案的人員名單，應該用新的辦法來定。”蔣國柱以前制定名單的原則是：有錢、對朝廷不敬、有過逃稅行爲（對大明）；而蔣國柱拿出來的新原則是：沒買鄧名的槍，沒有反抗慾。

“凡是和四川有聯繫的縉紳，一律不列名單，本可以給他們親口保證，但他們也需要回報本的好意，不去串聯，不轉賣四川的步槍給更多的人——”蔣國柱對幕僚口述戰略：“而那些和四川沒有聯繫的人，守財奴，膽小怕事的，都是此案的罪犯。”